当年21岁的西电青年教师樊昌信，他培养的首批学员，学成直接奔赴朝鲜战场

导读樊昌信作者简介樊昌信，教授、博士生导师。1931年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综合业务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主编《通信原理》为600多所高校采用...

樊昌信

作者简介

樊昌信，教授、博士生导师。1931年生于北京，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

曾任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委员、综合业务网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信息科学研究所所长。

主编《通信原理》为600多所高校采用作为教材, 曾获电子部优秀教材特等奖、国家教委优秀教材奖、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个人获全国教材建设先进个人奖。在科研领域有多项研究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在国内外通信学术界享有较高声誉,被推选为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学会会士(IEEE Fellow)、英国电机工程师学会会士(IEE Fellow)、中国通信学会会士、中国电子学会会士，并被英国萨瑞大学(University of Surrey)聘为荣誉客座教授。曾获“陕西科技精英”称号。

1 大学毕业参军

1952年暑假，我从北京大学工学院电机系电讯组毕业。当年毕业后的工作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每个人可以填3个志愿。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到国家需要的最艰苦的地方去，我3个志愿填的都是“服从分配”。

分配结果出来了，没有书面通知，只是告诉我被分配到“中央军委”，以及一个人名“朱保马”和他的电话，要我和他联系。和他电话联系后，他告诉我报到地点，原来是地处北京西郊的军委总参通信部。朱保马当时是通信部的参谋，后来他也来到西电学习和工作。

当年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各地大学学习电讯的毕业生很多都被分配到了总参通信部，大约有近一百人，集中住在北京总参通信部大院。大约半个月后，绝大部分都被送到张家口的军委工程学校（即次年正式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通信工程学院）。

▲张家口时期军委工校校门

出发前指定了清华毕业生汪懋官（他在文革后改名为汪茂光）为正队长，北大毕业的我被指定为副队长，带队于1952年9月4日登上火车前往张家口。

张家口的校舍在东山坡上，原来是日本军队的军营，基本上是一些砖瓦小平房。对于一直生活在北京的我来说，这样的差距使人感到十分震撼，却也带有几分新鲜感。由于是部队环境，什么都是陌生的，有些茫茫然。到张家口后，很快就发了军衣，算是参军了。

这批大学生中一部分安排去学习两年俄文，可能是准备派赴苏联深造，其中有谢希仁、汪懋官等；另一部分，包括我在内，就分配去校实习工厂（实习两年）。被分配到实习工厂的这批毕业生中，记得还有：徐益咸、李善宜、陶天华、杜廉石、李桂生、王昌基、顾希如等。

▲校办工厂

不久后，陶天华被调到志愿军司令部；徐益咸被短期借到天津712（无线电）厂，支援调试朝鲜战场急需的电台；李桂生则在两年实习期满后被调到北京某研究院。

在张家口的军委工程学校，我遇到了不少原来在北大认识的校友，其中有1950年北大电机系毕业的郭梯云和吴万春，他们已经是那里的教员；与他们同届毕业的何耀坤，他是由邮电部派去在那里学习俄语的：以及1951年响应抗美援朝参军的北大电机系一年级生杜武林和北大土木系二年级生王公宇。

到张家口参军后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开始时非常不适应。那时的宿舍是睡木板搭的通铺，七八个人并排睡。吃饭没有食堂，是在院子里蹲在地上，八个人围一圈，中间有用洗脸盆盛的一盆菜。张家口冬天很冷，下雪天也这样吃饭。

早晨听到吹起床号后，十分钟内就要整理好床铺并且洗漱完毕，集合出早操。每周日上午要集合排队下山到市中心老百姓的商业澡堂去洗澡；这个时间澡堂是我们军人的“包场”，没有老百姓进入，倒也十分安全。

当年军队还是供给制，没有薪金，每月只给发一点儿零用钱，为买牙刷、香皂等用；记得我第一次领到的零用钱是买了一把指甲刀，其他生活用品都是发的，包括衣帽、鞋袜、毛巾、雨伞、雨衣等日用品。

每天晚饭后有大约半小时的读报时间，小组中由一人读报给大家听，至于读哪几篇新闻则是由读报人自己决定。对这种做法我当时很不以为然，我们都识字，可以自己看报。这种办法可能是由于过去部队中没有文化的战士很多造成的。

读完报后，大家都在办公室内学习或工作，直至回宿舍睡觉。大约三年后，住宿和吃饭条件才有所改善。

参军后，第一次填个人履历表时，发履历表的领导解释如何填表时说：“家在哪里籍贯就填哪里。”我遵照领导的指示，就把籍贯改填为北京市了。

那时我和许多人在思想上对于领导说的话像是对待“圣旨”一样，从不质疑，也不反对。而在我北大毕业证书上籍贯还是写的浙江省杭州市。

▲樊昌信教授的北京大学毕业证书

我到达张家口时，学校似乎正处于从“军委工校”变成“通信工程学院”的过渡期。军委工校原有三部，按照我的理解：一部是学通信技术（通信设备的使用和维修）；二部是学收发报技术；三部是学通信保密技术（使用密码）。

仅一部过渡成为通信工程学院，二部和三部都分出去了。当时的学员“班”相当于后来的“系”，教员不属于“班”管；当时“班”下面分成的“区队”相当于后来的“班”。

▲1950年北京市团代会大学代表团合影（第三排左三为樊昌信教授）

2 开始任教

到张家口不久，从11月初开始，我就被安排去辅导学员的装机实习课。这门实验课由我和比我早一年参军的管致平两人负责。管致平是1951年响应“抗美援朝”号召从南京大学参军的。

我是“新兵”，所以主要是跟着管致平学习如何辅导和工作的。装机的内容是哈特莱振荡器。要求学员自己装配焊接和调试好一部振荡器。学员装配焊接好后，常常不能正常工作，这就需要学员自己寻找和排除故障。

有时学员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我和管致平就要在晚上加班去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1953年初，我被安排到仍附属于实习工厂的新成立的军用（无线电通信）机教学小组，组长是解放战争期间参军的老干部张华明。因为当时朝鲜战场上正进行坑道战，张华明传达上级指示要我们研究解决坑道战中的无线通信技术问题。

张家口市东西两侧是山，市区只有南北向狭长的一小条山谷地面。我们校区位于东山坡上，山上有一些战后废弃的山洞，洞口敞开没有门，洞内很长，很适合进行坑道通信试验。

▲张家口时期建设的教学楼

于是我们就经常携带电台，去钻进各个山洞进行试验。由于当时没有理论指导，只是要我们做通信试验，所以试验几个月后并没有什么有意义的成果。因战争急需而“临时抱佛脚”的研究，很难奏效。

军用机课程的内容是教学员几种军用无线通信机的原理和使用。我教的第一个班是两年制“机务班”学员。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教学，还是很奏效的；他们毕业后很多人分配到志愿军，参加朝鲜战场的军用电台维修工作。

这一班学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的有廖翠济和黄淑仪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时，偶遇一名在那里的中国访问学者，发现他原来也是我教过的这一班学员。

他是蒙古族学员，当时名叫“舍楞”，现在改名为郝为民。这样的“他乡遇故知”，当时感觉非常亲切。经过交谈后得知，他1958年又到北京邮电学院进行大学本科学习并毕业。

郝为民后来成为我国邮电通信部门的重要骨干，曾任原邮电部电信总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等职。我教的第二个“机务班”学员中，毕业后留校工作的有丁如琏和王熙钲。

“军用机”是一门非常实用的课程，内容为讲解当时部队实用的各种电台的原理，以及指导同学操作使用这些电台的“实习课”。

当时我军的电台除了少数几种国产电台和缴获的美国军用电台外，还有从苏联引进的电台；其中包括苏联РБМ型便携式短波电台、由天津712厂研发的2号步谈机和八一型15W短波电台、由南京714厂研发的七一型背负式2W短波电台，还有缴获的美军二战时用的SCR694、SCR284电台和BC1000型背负式电台等。

这些电台都是我们的教学内容。后来，教学内容不断更新，增加了不少新型的国产电台和苏联电台。

1954年后学校开始引进苏联的教科书。为了适应教学需要，学校分批组织教员参加俄文速成班（3个月）学习俄文。虽然引进的苏联教科书已经翻译成中文，但是公式不能用汉字，公式中的符号还是俄文的。

例如，“输入”和“输出”在英文中是“input”和“output”，在公式中下标一般用“i”和“o”表示；但是在俄文中“输入”和“输出”是“вход”和“выход”，故下标变成了“вх”和“вых”。

加之引进的苏联电台说明书是俄文的，因此若要当合格的教员，必须得学俄文。我则因为工作繁忙，无暇参加，只能开始自己速成学习俄文。除了自学俄文语法外，每次在从宿舍到办公室的路上，一定要背一两个俄文单字。

好在俄文阅读不太难学，因为俄文文法虽然比英文文法复杂，但是复杂的好处是句子容易弄懂，只要句子中每个单字的意思从字典中查出，整个句子就能懂；不像英文，每个单字的意思查出后，整个句子的意思不一定能懂。

大约一年时间，我已经开始能借助字典翻译苏联军用电台的俄文说明书了。

▲1990年樊昌信教授访问白俄罗斯明斯克无线电工程学院

1952年寒假，我们教学组到南京无线电厂学习那里生产的“七一型”便携式军用电台的性能和设计，以便回来教给学员。这种电台当时是在朝鲜战场上使用的主要电台之一。

▲“七一型”便携式军用电台

这是我参军后第一次出差。像行军一样，我们每人都是把被子打背包背在身上。到南京后，住在工厂的招待所内。恰逢南京下大雪，室内又没有取暖设备，睡觉冻得要死。那时不兴旅游，我们只是晋谒了一次中山陵，没有去其他名胜古迹游览。

在工厂中我对电台包装箱中的防潮剂感兴趣，问接待我们的张允林工程师那是什么东西，得到的回答是：silicon gel，当时弄得我莫名其妙。这一方面说明我的英文不行，另一方面反映出当年中国科技领域的现状，许多东西都是舶来品，甚至没有中文的译名，或中文译名不通用。

张允林194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电机系电讯组，长期在南京无线电厂工作，后调至无锡某无线电厂工作，任无锡电子局总工，曾被评为国家级劳模，于1993年退休。

主持设计“七一型”电台的是该厂的总工程师官知节， 他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在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我们曾多次在一起开会并住在招待所同一个4人房间。

在那个年代，人们的生活水平都非常低，能满足温饱就不错了。但是我见他每晚睡觉前要先换上睡衣，感觉非常特殊。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来开会的数十人中穿睡衣睡觉的恐怕仅此一人。

我由此推想他一定出自名门。到2000年代，得知他因脑软化症，长期在家由他的夫人虞佩曹女士照顾，而虞佩曹恰好是我父亲好友虞振镛的长女。现在官知节和虞佩曹都已经过世数年。

真是地球如此之小！到处都碰到与清华和北大有某种联系的人！